“3天被拒20次”引发关注
老年人租房，为何这么难？
《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基本数据公报》揭示，在2021年，我国有高达70.1%的老年人居住在产权归自己或配偶所有的房屋中。然而，仍有部分老人缺乏自有住房，他们必须通过租房来满足居住需求。同时，还有一些老人因为房屋拆迁后的过渡期、照看子女等原因，产生了短期的租房需求。
近期，有关“为65岁母亲及年迈外婆寻找短期租赁住房却屡遭20次拒绝”的新闻引起了广泛关注。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止到去年年底，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到2.2亿，占总人口的15.6%。为了让老年人能够实现“老有所居”，让租房市场对老年人更加友好，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支持。
租房对于老年人来说有哪些挑战？为何房产中介和房东对老年人租房持谨慎态度？这种行为是否触犯了法律？
中介：
不能合租，整租价格比较贵
在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的租房市场上，记者挑选了数套房源，并通过某租房APP向中介询问是否允许老年人合租，得到的普遍回应却是：超过60岁的老人不符合合租条件，我们对此有明确的规定；而合租对象仅限于年轻人群。
租房中介指出，老年人寻找租赁房屋本身就存在一定难度，若选择合租则更为棘手。部分房屋中介透露，房东在出租房屋时通常不对租客的性别设限，但往往会对租客的年龄有所要求，通常是不接受60岁或65岁以上的老人租住。
至于整租，不少中介回复：可以租，但价格会比较贵。
记者随后对武昌区水果湖地铁站周边的租赁市场进行了调查。据房屋中介透露，一套约50平方米，包含一室一厅一卫的住宅，若由老年人整租，月租金大约在2500元左右。然而，记者通过线上租房应用程序查询发现，同一小区内，同等面积和结构的住宅，月租金仅需2200元左右。
房屋中介提醒，若老人使用个人身份信息签署租赁协议，合同审核可能遭遇障碍。“建议由家中年轻成员代为签署。”一位中介人员这样建议。
部分在线租赁平台明确指出，对于整租的住户年龄不做限制；而合租的房源中，居住者的年龄需满足18岁及以上（含18岁）、40岁及以下（含40岁）的条件。
房东：
担心老人在出租房内出问题，不敢出租
为何某些房东不愿将房屋出租给老年人？为何某些中介机构不愿为老年人提供服务？为何在相同条件下，老年人的租房费用反而更高？
凌女士担忧，若老人在她所租的房子内遭遇不测，比如跌倒或不幸离世，不仅会引发争执，而且她的房子可能难以再次出租，甚至出售时价格也会大打折扣。她目前拥有一套超过120平方米的房产正对外出租，在通过中介寻找租客时，她倾向于挑选年轻租客。
凌女士表示，若为整租，她亦会要求老年人身边有年轻人陪同。她进一步说明，在签订租房协议时，她会特别强调，除非是房屋装修所致，否则租客在屋内遭遇意外，责任需自行承担。
凌女士的顾虑并非无的放矢。先前，媒体报道了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鹤上镇东平村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在当地的真情老人公寓不幸跌倒离世，此事后引发了老人家属与公寓管理层的争执。“我宁愿把房子租金适当下调，让它闲置一段时间，也不愿意将房子单独租给老年人居住。”凌女士如此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房东顾虑承担相关责任，同时，不少租户也对与老年人同住持保留态度。居住在单位周边的武汉租户董先生透露，起初寻找合租对象时，他倾向于选择同龄人共同居住。
董先生指出，老年人的日常作息与我们存在差异，再者，若他们不幸遭遇不测，即便同住一屋，我也担心自己会承担相应的责任。他进一步说明，若房东将老年人安排为合租者，他便会选择搬至其他住所。
一些中介公司对于限制老年人合租的做法进行了解释，指出老年人若与年轻人共同租赁同一住所，很可能会在公共区域使用上产生分歧。因此，他们设定了合租租客的年龄限制，目的在于提升租户的居住体验。
一些年长的租客认为，对年龄的设定缺乏公允。“我已年过六旬，身体依然健朗，每天都能带着孙子四处游玩。”在武汉市的楚天都市雅园，李大爷从外地赶来，协助子女照看孩子，他们一家租住在此。李大爷提到，如今的生活品质和医疗服务都较以往有了显著提升，人的衰老速度似乎有所减缓，因此对年龄的限制显得不合时宜。
李大爷认为，在租房时要求出示体检结果，或许比设定年龄门槛更为合理。
然而，一些老年人觉得，仅要求年轻租客提交体检报告，而无需老年人这么做，这种做法构成了对年龄的歧视。
专家：
可配套风险共担机制，完善房屋租赁生态
租房市场的“年龄限制”是否违法？
胡翠兰，湖北省消费者委员会法律与新闻部主任，她提出，房屋租赁属于民事合同范畴，无论是直接出租还是通过中介进行，房东均有权挑选租客，设定租金标准，而“年龄限制”的规定并不违反法律。
石智雷，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同时也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的院长，他指出，我国现行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明确了对老年人的歧视行为予以禁止，然而，该法律在表述上较为宽泛，并未对租赁场合中可能出现的具体行为进行明确划分。
在实际操作中，租房市场往往通过隐性的规则来设定所谓的“年龄红线”，比如要求提供额外担保或拒绝单独签订合同。尽管这些做法并未直接违反《民法典》合同编中关于平等的原则，却可能触及社会伦理的底线。在司法实践中，此类行为往往被认定为违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石智雷指出，当前法律对“间接歧视”的定义尚不明晰，这实际上给房东与中介留下了可利用的规避途径。
石智雷提出，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就需要通过专门的立法手段，将“年龄”这一因素明确定义为禁止歧视的依据，并且相应地构建起风险共担的机制。通过这样的系统性风险管理以及精确的服务提供，我们不仅能够避免法律上的纠纷，同时还能在银发经济这片广阔的蓝海中占据先机。
石智雷提出，商家应构建“子女远程电子签约与本地现场确认相结合”的双重服务模式，既满足法律要求又确保操作简便；同时，推出短期试住、代际合租等多样化方案，以减轻房东对长期租赁风险的顾虑。地方政府应整合老化房源信息，提供法律咨询、医疗急救等附加服务，构建一个对老年人友好的租赁环境。
破解老年人租房难题，新探索也在展开。
城镇住房有困难的家庭，若在本市无房产或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未达到规定的最低标准，并且在过去3年内没有房产转移或注销的记录，那么他们可以依据《武汉市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办法》提出申请，以获得公共租赁住房的保障。该办法明确指出，若承租者因客观原因无法立即退房，但不符合租住条件，他们可以在申请后获得最长不超过6个月的搬迁期限，在此期间，他们仍需按照合同约定的租金金额支付租金。搬迁完成之后，若确实没有其他住宅可供搬迁，根据有关法规，可准许其继续租住，并且按照项目评估的市价租金标准收取租金。
《2023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明确指出，各地在公共租赁住房的分配过程中，需对符合条件的老年群体给予优先考虑。到了2023年年底，我国已有超过716万名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从中受益于公共租赁住房的保障政策。
我国老龄化趋势将日益明显，因此，一场针对社会适老化的全面改造行动亦需加快步伐。(人民日报 记者吴君)
0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