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基本数据公报》揭示，在2021年，我国有高达70.1%的老年人居住在产权归自己或配偶所有的房屋中。然而，仍有部分老人缺乏自有住房，他们必须通过租房来满足居住需求。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老人因为房屋拆迁过渡、照看子女等原因，在特定时期内需要租房。
近期，有关“为65岁母亲及年迈外婆寻找租房3天却遭20次拒绝”的新闻引起了广泛关注。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去年年底，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到2.2亿，占总人口的15.6%。为了实现老年人有适宜居住的地方，让租房市场对老年人更加友好，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支持。
租房对于老年人来说有哪些挑战？为何房产中介和房东往往对老年人租房持谨慎态度？这样的做法是否触犯了法律？
中介：
不能合租，整租价格比较贵
在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记者通过某租房APP挑选了数套房源，并向中介询问是否允许老年人合租，结果多数中介明确表示，根据规定，60岁以上的老人是不被允许合租的，并且他们只接受年轻租客。
租房中介坦言，对于老年人来说，寻找合适的租赁房源本身就存在一定的挑战，若要与他人合租，难度则更大。部分房屋中介透露，房东在出租房屋时通常不对租客的性别做出限制，但普遍不愿意将房子租给60岁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
至于整租，不少中介回复：可以租，但价格会比较贵。
记者随后对武昌区水果湖地铁站周边的租赁市场进行了调查。据房产中介透露，一套面积超过50平方米，包含一室一厅一卫的住宅，若由老年人独立租赁，月租大约在2500元左右。然而，记者通过线上租房应用程序查询发现，同一小区内，同等面积和格局的住宅，月租仅需2200元左右。
房屋中介提醒，若老人使用个人身份信息签署租赁协议，合同审查或许会遇到障碍。“建议由家中年轻成员代为签署。”一位中介如此建议。
部分网络租房平台明确指出，对于整租的住户年龄不做限制；而合租的房源，无论是签约者还是合租者，其年龄需在18岁及以上（含18岁），同时不超过40岁（含40岁）。
房东：
担心老人在出租房内出问题，不敢出租
为何某些房东不愿将房屋出租给老年人？为何某些中介机构不愿为老年人提供服务？为何在相同条件下，老年人的租金反而更高？
凌女士表示担忧，她所租出的房子面积超过120平方米，若老人在其居所不幸发生意外，如跌倒或离世，不仅会引发争执，还可能使得房产难以再次出租，甚至影响其出售时的价格。在寻找租客时，她倾向于通过中介寻找年轻租客。
若是整租，我亦会确保老人身边有年轻人同行。凌女士表示，在制定租房协议时，她会明确指出，除非是房屋装修导致的事故，否则房屋内发生的任何意外，责任应由租客自行承担。
凌女士的顾虑并非无中生有。先前有新闻报道，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鹤上镇东平村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在当地的真情老人公寓不幸跌倒离世，其家属与公寓的管理人员产生了争执。“我宁愿把房子租金降一些，让它空着一段时间，也不敢再单独出租给老年人居住。”凌女士这样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房东忧虑可能需承担额外责任，同时，不少租户亦对与老年人同住表示抗拒。居住在单位周边的武汉租户董先生透露，起初寻找合租对象时，他倾向于挑选年轻人为室友。
董先生提到，老年人的日常作息与我们存在差异，再者，若他们不幸遭遇不测，即便同住一屋，我也担心自己会承担相应的责任。他强调，若房东将老年人安排在一起合租，他则会选择搬至其他住处。
一些中介机构对限制老年人合租的做法进行了解释，指出老年人与年轻人若共同租住，在共用空间上可能会引发冲突。因此，他们设定了合租客人的年龄限制，目的在于提升租户的居住体验。
一些年长的租户认为，设定年龄门槛的做法并不恰当。“我已年过六旬，身体状况依然良好，每天都能带着孙子四处游玩。”在武汉市的楚天都市雅园，李大爷从外地赶来帮助子女照看孩子，他和子女一同租住在这个小区。他提到，如今的生活和医疗条件相较以往都有了显著提升，人的衰老速度也有所减缓，因此设置年龄限制显得不合时宜。
李大爷认为，在租房时要求出示体检结果，或许比设定年龄门槛更为合理。
然而，部分老年人士持不同观点，他们认为仅要求年轻租客提交体检报告，而无需老年人提供，这种做法构成了对年龄的歧视。
专家：
可配套风险共担机制，完善房屋租赁生态
租房市场的“年龄限制”是否违法？
湖北省消费者委员会法律与新闻部主任胡翠兰指出，房屋租赁属于民事合同范畴，无论是直接租赁还是经由中介进行，房东都享有挑选租客和设定租金的自主权，而所谓的“年龄限制”并不构成违法行为。
石智雷，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兼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指出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已明确规定禁止对老年人进行歧视，然而该法律在立法表述上较为宽泛，并未对租赁场合中涉及的具体行为进行明确划分。
在实际情况中，租房市场常常通过隐性的规定来设定所谓的“年龄红线”，比如要求提供额外的担保或者拒绝年轻人独立签订合同。尽管这些做法并未直接违反《民法典》合同编中的平等原则，它们却可能触及社会伦理的底线。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倾向于认定这类行为有悖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石智雷指出，当前法律对于“间接歧视”的定义较为含糊，客观上给房东与中介留下了可钻的空子。
石智雷提出，要解决根本问题，关键在于通过制定专门法律，将“年龄”明确为禁止歧视的理由，同时还要构建相应的风险共担体系。通过实施系统性的风险管理以及提供精准的服务，我们不仅能避免法律上的纠纷，还能在银发经济这片广阔的蓝海中占据先机。
石智雷提出，商家应尝试推出“子女在线远程签署合同加现场本地核实”的双向服务模式，既确保了法律规定的合规性，又兼顾了操作的便利性；此外，还应推出如短期试住、代际共租等多样化的租赁方案，以减轻房东对长期租赁风险的顾虑。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应整合老旧房源的相关信息，提供法律咨询和医疗急救等附加服务，构建一个适合老年人的租赁环境。
破解老年人租房难题，新探索也在展开。
武汉市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办法适用于那些在本市无房产或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未达到规定标准的城镇住房困难家庭。这些家庭若在过去3年内没有房产转移或注销的记录，便符合申请公租房保障的条件。根据该办法，若承租方因客观原因暂时无法满足租住条件，但申请后，可被允许享有最长不超过6个月的搬迁期。在此搬迁期间，承租方仍需按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数额支付租金。搬迁期限届满之时，若确实没有其他住宅可供搬迁，则可依据有关法规准许其继续租住，并且按照项目评估的市场租金标准收取租金。
《2023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明确要求，在全国各地公共租赁住房的分配过程中，应对符合资格的老年群体给予优先考虑。到2023年底，我国已有超过716万名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获得了公共租赁住房的保障。
我国将迎来老龄化加速的时期，这要求我们加快步伐，对社会进行适老化改造。
《 人民日报 》（ 2025年06月19日 1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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