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2025年06月19日 第 14 版）
《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基本数据公报》揭示，在2021年，我国有高达70.1%的老年群体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或配偶的房产。然而，仍有部分老人缺乏自有住房，他们必须通过租房来满足居住需求。另外，还有一些老人因为房屋拆迁后的过渡期、照顾孙辈等实际因素，产生了暂时的租房需求。
最近，有关“为65岁母亲和年迈外婆租住3天却遭20次拒绝”的新闻引起了广泛关注。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去年年底，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到2.2亿，占总人口的15.6%。为了让老年人能够安享晚年，租房市场亟需变得更加友好，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支持。
租房对于老年人来说有哪些挑战？为何房产中介和屋主对老年人租住表现出抗拒？这样的做法是否触犯了法律？
中介：
不能合租，整租价格比较贵
在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记者通过某租房APP挑选了数套房源，并就老年人是否可以合租一事向中介进行咨询。多数情况下，中介的回答是：60岁以上的老人不适宜合租，我们对此有明确的规定。此外，合租对象主要针对年轻人。
租房中介坦言，对于老年人来说，寻找合适的租赁房源本身就充满挑战，若选择合租，难度更是倍增。部分房屋中介透露，房东在出租房屋时通常不对租客的性别做出限制，却普遍拒绝将房屋出租给60岁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
至于整租，不少中介回复：可以租，但价格会比较贵。
记者随后对武昌区水果湖地铁站周边的租赁市场进行了调研。据房屋中介透露，一套50多平方米，包含一室一厅一卫的住宅，若由老年人整租，月租大约在2500元左右。然而，记者通过线上租房应用程序查询发现，同一小区内，面积和户型相近的住宅，月租仅需2200元左右。
房屋中介提醒，若老人使用个人身份信息签订租房合同，合同审核可能无法通过。“建议由家中年轻成员代为签署。”一位中介如此建议。
部分网络租房平台明确指出，对于整租的住户年龄不做限制；而合租的房源中，居住者的年龄需满足18岁及以上（含18岁）、40岁及以下（含40岁）的条件。
房东：
担心老人在出租房内出问题，不敢出租
为何某些房东对出租房屋给老年人持保留态度？为何某些中介机构对服务老年人有所顾虑？为何在相同的住房条件下，老年人的租金却相对较高？
凌女士担忧，若老人在她所租的房屋内不幸遭遇意外，比如跌倒或离世，这不但会引发争执，还可能使得她的房产难以再次出租，甚至影响其出售时的价格。她目前拥有一套超过120平方米的房产正在出租，在通过中介寻找租客时，她倾向于寻找年轻租客。
若是整租，我同样会希望有年轻人陪伴在老年人身边。凌女士表示，在签订租房协议时，她会明确指出，除非是房屋装修导致的意外，否则任何在房屋内发生的意外，责任应由租客自行承担。
凌女士的顾虑并非无根据。据媒体报道，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鹤上镇东平村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在当地的真情老人公寓不幸跌倒离世，其家属与公寓的管理人员产生了争执。“我宁愿让房子空着，哪怕租金降低一些，也绝不敢再将房子租给老年人居住。”凌女士这样表示。
房东忧虑可能需承担额外责任，同时，不少租户亦对与老年人同住持保留态度。居住在单位周边的武汉租户董先生透露，起初他选择合租时，倾向于挑选同龄人作为室友。
董先生坦言，老年人的日常作息与我们存在显著差异，加之若他们不幸遭遇意外，即便同住一屋，我也担心自己会承担相应的责任。若房东将老年人安排为合租者，他则会选择搬至其他住所。
一些中介机构指出，若老年人与年轻人共同租赁同一住所，双方在共用空间上可能会发生冲突。因此，他们设定了合租客人的年龄限制，旨在为租户提供更加优质的居住体验。
部分老年租户认为，设定年龄上限的做法缺乏合理性。“我如今已年过六旬，身体依然健朗，每天都能带着孙子四处游玩。”在武汉市的楚天都市雅园，有位名叫李大爷的外地租客正与子女一同居住于此。他指出，当前的生活与医疗条件相较于以往都有了显著提升，人的衰老速度相应减缓，因此对年龄的限制显得不合时宜。
李大爷认为，在租房时要求出示体检结果，或许比设定年龄门槛更为合理。
然而，一些老年人持有观点，他们觉得只要求年轻租户以外的租户出示体检报告，这实际上是对不同年龄层的歧视行为。
专家：
可配套风险共担机制，完善房屋租赁生态
租房市场的“年龄限制”是否违法？
湖北省消费者委员会法律与新闻部主任胡翠兰指出，房屋租赁属于民事合同范畴，无论是直接租赁还是通过中介进行，房东都有权自主挑选租客，并设定租金标准。她强调，仅凭“年龄限制”一项规定，并不构成违法行为。
石智雷，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同时也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的院长，他指出，我国现行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明确规定了禁止对老年人进行歧视，然而，该法律的表述较为宽泛，并未对租赁情境下的具体行为进行详细界定。
在现实操作中，租房市场的“年龄红线”往往以潜规则的形式隐匿其中，比如通过要求提供额外担保或拒绝独立签订合同等方式体现。尽管这些做法并未直接违反《民法典》合同编中的平等原则，但它们可能触及社会伦理的底线。在司法审判的实践中，此类行为往往被认定为违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石智雷指出，当前法律对于“间接歧视”的定义尚不够明确，如子女担保等要求，这实际上给了房东和中介一定的逃避责任的空间。
石智雷提出，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就需要通过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将“年龄”明确为禁止歧视的理由，并且要相应地构建风险共担的体系。通过实施系统的风险管理和提供精确的服务，我们不仅能够避免法律上的纠纷，还能在银发经济这片广阔的蓝海中占据先机。
石智雷提出，商家应打造“子女在线电子签约与现场确认相结合”的双重服务模式，既满足法律要求又确保操作简便；同时，推出短期试住、代际共租等多元化方案，以减轻房东对长期租赁风险的顾虑。地方政府应整合适老化房源信息，提供法律咨询、医疗急救联动等附加服务，构建一个对老年人友好的租赁环境。
破解老年人租房难题，新探索也在展开。
城镇中住房条件不佳的家庭，若符合以下四项条件：在本市并无房产，或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未达到规定标准，且在过去三年内未曾有房产转移或注销的记录，那么他们可以根据《武汉市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办法》的规定，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保障。该办法明确指出，若承租方因客观原因暂时无法满足租住条件，但尚未找到退房途径，经申请后可被赋予最长不超过六个月的搬迁期限，在此期间，他们仍需按照合同约定的租金金额进行支付。搬迁完成之后，若确实没有其他住宅可供搬迁，则可依据有关法规，准许其继续租住，并且按照项目评估的市场租金标准收取租金。
《2023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强调，各地在公共租赁住房的分配过程中，应优先为符合条件的老年群体提供住房。到了2023年底，我国已有超过716万名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获得了公租房的保障。
我国将迎来老龄化速度的加快，随之而来的是社会适老化改造的迫切需求，这场变革同样需要我们加快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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