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基本数据公报》揭示，在2021年，我国有高达70.1%的老年人居住在产权归自己或配偶所有的住房中。然而，仍有部分老人并未拥有自己的住房，他们必须通过租房来满足居住需求。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老人由于房屋拆迁后的过渡期、照顾孙子孙女等实际因素，产生了暂时性的租房需求。
最近，有关“为65岁母亲和年迈外婆租住3天却遭20次拒绝”的消息引起了广泛关注。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截至去年年底，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到2.2亿，占总人口的15.6%。为了让老年人能够安享晚年，居住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租房市场必须对老年人展现出更多的友好与支持，这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
租房对于老年人来说有哪些挑战？为何房产中介和房东对老年人租房持有犹豫态度？这样的做法是否触犯了法律？
中介：
不能合租，整租价格比较贵
在湖北省武汉市的武昌区，记者通过某租房APP挑选了数套房源，并就老年人是否可以合租一事向中介进行了咨询。中介普遍回应称，60岁及以上的老人不符合合租条件，公司对此有明确规定。同时，他们表示，合租对象仅限于年轻人。
租房中介坦言，老年人寻找租赁房屋本身就面临不少挑战，若选择合租，难度更是倍增。据部分房屋中介透露，房东在出租房屋时通常不对租客的性别设限，却普遍拒绝将房子租给60岁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
至于整租，不少中介回复：可以租，但价格会比较贵。
记者随后对武昌区水果湖地铁站周边的租赁市场进行了调查。据房屋中介透露，一套50多平方米，包含一室一厅一卫的住宅，若由老年人整租，月租金大约在2500元左右。然而，记者通过线上租房应用程序查询发现，同一小区内，同等面积和格局的住宅，月租金仅需2200元左右。
房屋中介提醒客户，若老人使用个人身份信息签署租赁协议，合同审核可能无法通过。他们建议，“最好由家中的年轻人代为签署合同。”一名中介这样说道。
部分在线租房平台明确指出，对于整租的租客年龄不做限制；而合租的房源，无论是签约者还是合租者，年龄都需在18岁及以上（包括18岁），且不超过40岁（包括40岁）。
房东：
担心老人在出租房内出问题，不敢出租
为何部分房东对出租房屋给老年人持保留态度？为何某些中介机构对服务老年人显得不积极？为何老年人在租房时需支付更高的租金？
凌女士担忧，若老人在我所居住的房屋内不幸遭遇意外，比如跌倒或离世，这不仅会引发纷争，还可能导致我的住所难以再次出租，甚至出售时价格也会大打折扣。她透露，自己拥有一套超过120平方米的房产正对外出租，在通过中介寻找租客时，她倾向于寻找年轻租客。
若为整租，我亦会要求年长者身边有年轻同住者。凌女士表示，在为符合租房条件的年长者签订租赁协议时，她会特别指出，除非是因房屋装修引起的意外，否则在屋内发生的任何事故，责任应完全由租客自己承担。
凌女士的顾虑并非无根据。据媒体报道，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鹤上镇东平村一位年逾九旬的老人在当地的真情老人公寓不幸跌倒离世，其家属与公寓的管理人员产生了争执。“我宁愿将房屋租金适当下调，让它闲置一段时间，也不敢再将房子租给老年人居住。”凌女士这样表示。
房东顾虑承担相关责任，同时，不少租户也对与老年人同住表示犹豫。居住在单位周边的武汉租户董先生透露，起初寻找合租对象时，他倾向于选择年轻人为室友。
董先生指出，老年人的日常作息与我们存在差异，再者，若他们不幸遭遇意外，即便同住一屋，我也担心自己会承担相应的责任。他透露，若房东将老年人安排为合租者，他便会选择搬至其他住所。
一些中介机构表示，若老年人与年轻人共同租赁房屋，在共用空间上可能会出现争执。因此，他们规定了合租者的年龄限制，旨在提升租户的居住满意度。
一些年长的租户认为，对年龄的限制缺乏合理性。“我已年过六旬，身体依然健朗，每日都带着孙子四处游玩。”在武汉市的楚天都市雅园，李大爷这位从外地来帮助子女照看孩子的老人，与子女一同租住在此。他指出，如今的生活水平与医疗条件均有所提升，人的衰老速度相应减缓，因此对年龄的限制显得不合时宜。
李大爷认为，在租房时要求出示体检报告，或许比仅仅设定年龄限制的做法更为合理。
然而，部分老年人持不同看法，他们觉得仅要求年轻租客提交体检报告，而无需老年人提供，这种做法涉嫌对年龄进行歧视。
专家：
可配套风险共担机制，完善房屋租赁生态
租房市场的“年龄限制”是否违法？
胡翠兰，湖北省消费者委员会法律与新闻部主任，她指出房屋租赁属于民事合同范畴，无论是直接出租还是经由中介进行，房东均有权自主挑选租客，设定租金数额。而所谓的“年龄限制”并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石智雷，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同时也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的院长，他指出，我国现有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虽明确禁止了对老年人的歧视行为，然而其立法内容相对宽泛，并未对租赁情境下可能出现的具体行为进行详细规定。
在实际情况中，租房市场的“年龄红线”往往以隐秘的规则体现，比如提出额外担保要求或是拒绝单独签订合同。尽管这些做法并未明显违背《民法典》合同编中的平等原则，却可能触及社会伦理的底线。在司法审判过程中，此类行为更常被认定为违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石智雷指出，目前法律对“间接歧视”的界定尚不够清晰，这客观上给房东和中介留下了可钻的空子。
石智雷提出，要找到根本的解决办法，关键在于通过专门的立法手段，将“年龄”这一因素明确规定为禁止歧视的理由，同时，还需构建相应的风险共担机制。通过实施系统的风险管理和提供精准的服务，我们不仅能够避免法律上的纠纷，还能够率先占领银发经济的广阔市场。
石智雷提出，商家应打造“子女远程电子签约与本地现场确认相结合”的双重服务模式，既满足法律要求又确保操作简便；同时，推出短期试住、跨代合租等多样化方案，以减轻房东对长期租赁风险的顾虑。此外，地方政府应整合适老化房源资料，提供法律咨询、医疗紧急救援等附加服务，构建一个对老年人友好的租赁环境。
破解老年人租房难题，新探索也在展开。
城镇中住房条件不佳的家庭，若符合在本市无自有房产、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未达到规定标准、近3年内无房产转移或注销记录等四项要求，依据《武汉市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办法》，有资格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该办法明确指出，若承租方因客观原因暂时无法满足租住条件，但申请后，可被批准享有最长不超过6个月的搬迁期限，在此期间，仍需按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数额缴纳费用。搬迁完成后，若确实没有其他住房可供迁入，根据有关政策，可以准许其继续租住，并按照项目评估的市场租金标准收取租金。
《2023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明确要求，在全国各地公共租赁住房的分配过程中，应对符合资格的老年群体给予优先考虑。到了2023年底，我国已有超过716万名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获得了公共租赁住房的保障。
我国将迎来老龄化速度的加快，这要求我们加快步伐，对社会进行适老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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